“亚峰什么都没有了吧，你们别到我这报案，找经侦去。”1月26日，面对购房者的询问，伊金霍洛旗“打非办”（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）民警称，针对张帅的集资案，目前尚处于报案阶段，而张帅担任法人的亚峰集团，已经无力偿还。
而几乎在当天，白昊案（其为乌金煤业董事长）债权人则催问着检察院，要求就此前举报该案资产处置环节中一亿元去向给出答案。由东胜区打非办主管的李鹏飞案，也在一连串举报之后，再无音讯。分别处于不同阶段的三起集资大案，均出现停滞状态，这被认为背后存在“官方疑虑”。
相同的则是，三起案件中均有官员身影，并都在当地原公安局局长王会师接受调查后，出现短暂转机。
搁置亚峰案？
“我们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向警方反映了情况，但始终没有立案，去年底才开始正式接收报案。”债权人称，由张亚群、张帅父子控制的亚峰煤炭集团（以下简称“亚峰集团”）有限公司，在2013年即已无法停止付款。
据其官网及宣传资料显示，亚峰集团拥有煤炭运输、地产、装饰、汽车销售、食品、小额贷款等近十个子公司，其2009年曾获当地政府颁发的“十佳诚信企业”荣誉，还承担着旧城改造任务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其早期地产项目均已建成并售出。但2010年启动的“万康家园”则是涉及298户的旧城改造项目，目前已完成拆迁260多户，项目在2012年开始对外销售。当时并无收房许可证，但时至今日，这片7万多平方米的项目，仍是一个大坑。
“不好说，听说年后要开建，但他们没资金，政府也不好办，因为这个改造项目是亚峰集团自己出资搞的。”伊金霍洛旗拆迁办一位副主任告诉记者，亚峰集团确实已经很难再“动起来”。
在位于亚峰汽车城A区二层的总部办公楼里，记者多次探访，均未能见到任何领导。留守人员称一年前即已停发工资，时有债权人上门讨债，领导们也已久未露面。
债权人称，亚峰集团民间借贷金额应在4亿元以上，对这一说法，办案民警未予否认。此外，还有不少人支付了5万至50万元不等的购房款，此时也再无音讯，但警方对这部分却不予受理。
“张帅已经监视居住了，但张亚群没有，他应该是在外地跑项目。”办案民警对债权人解释称，之所以未控制董事长张某，是因为许多高利贷欠条中只有张帅的名字。
只是债权人质疑其在过去几年的搁置过程中，已有大量资产被转移，也因此，上述那位主政官员已成为债权人举报对象，只是举报迄今未获答复。
在债权人提供的一段录音中，当地公安局负责人称，虽然张某、张帅同属亚峰集团，但借条上的签名决定了张某并不能被追责。债权人随即以相关法规驳斥，那位公安负责人最终留下一句“没法和你们说”便转身离去。
“现在政府的意思是，再给一年时间，让把旧城改造项目推进一下，同时看看另一个煤炭装运码头的项目（又称战略装车基地项目）还能不能推进。”伊金霍洛旗政府一位要求匿名的工作人员称，这是当地前任主政官员的定调。
大案现举报潮
“白昊的老婆为什么不被关起来？而且现在杭锦旗电厂还是由白昊过去的手下在负责。我们认为有人在袒护白昊，希望检察院以涉嫌渎职、受贿调查参与资产处置的公安人员。”1月28日，六名债权人向白昊案公诉人王庆华反映情况称。
王庆华则解释称，白昊与妻子并不能简单认为属于合谋或共同犯罪，但她表示可以就警方资产处置的一些情况，进行“事后监督”。
白昊案因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额高达30亿元，被称为当地第一大案。白昊等人于2011年末投案自首，此后即进入资产处置阶段。其资产一度被评估高达20多亿元，与当时尚未偿还欠款接近，但此后在此评估却变成了16亿元。2014年，该案首次开庭，迄今尚未对白昊宣判。
几个月前，债权人已经就资产处置中一亿元的去向，向另一公诉人杨艳反映。但杨艳在表态会关注之后，给出的答复却是，公安局称一亿元系杭锦旗电厂项目出售过程中产生的税费，但警方始终未提供相应票据。而债权人称，警方此前曾宣称税费已经由购买方承担，警方将这一问题解释为“合同中的瑕疵”是极不负责的。
相比较于资产处置中的争议，债权人对检察院诉白昊罪名有更大意见——他们认为白昊应以诈骗罪起诉，而不是目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为此，债权人详列诸多证据，并在几个月前集体反映此事。
而在东胜区，李鹏飞案则因涉案超16亿元，成为当地打非办主管下的大案。但李鹏飞被控制近三年后，迄今鲜有消息。
在王会师被调查后，上述三个案件的债权人中，均有人被警方给予“安抚式”举动，有人获得了名为“生活补助”的资金，有人则被“谈心”。王此前为鄂尔多斯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，其被指在借贷危机爆发后，主导当地警方查办诸多集资案。
“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警察对我们很客气，但之后就又不怎么搭理了。”白昊案债权人称。
处置模式遭反思
早在2012年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的大量民间借贷案，即因牵涉人数众多，而让官方倍感压力，因此，当年在控制涉案人员的同时，相关财产处置随即开始。但处置并不简单以卖出去或者抵债进行，对于部分优质资产，当地往往会通过继续经营实现盈利，从而让债权人拿到更多。
鄂尔多斯在总结中曾称，这一模式既可以照顾到债权人的急切，同时也能保证资产不会过度缩水，从而保证债务“大盘”尽量少损失。可谓轻重缓急均有照顾到，颇获公众认可。
“当时其实没有看到这么多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模式的问题很大。处置虽然名义上称是多方联合，但实际仍然是以公安为主。因为公安在调查案件的同时，是最了解资产状况的，但公安对资产前景、趋势缺乏判断，这导致自认为会升值的资产，有时因为等待而贬值，这时候债权人就会闹事。”东胜区一位参与资产处置的办案人员称，这不仅涉及债权人利益，更因为处置被提前进行，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定性和走向。
他举例说，比如一个案子的涉案金额，资产金额，是应该有一个固定时间点进行评估的。但在经济变化较快的背景下，评估和实际情况之间很容易脱节，这种落差，有时候直接决定了涉案人是否具有偿还能力。“有一些案子，本来在案发的时候，嫌疑人的资产是可以抵债的，但后期贬值严重，就变成了严重的资不抵债。尤其是房地产企业。”
他透露，这种情况也在较高级别的会议中进行了讨论，相应的办法，则是让债权人充分参与处置，同时让更加专业的经济、法律界人士参与，但这两项迄今并未真正落实。
债权人则认为之所以难落实，主要来自官员——一些官员参与了放贷，为了维护其利益不受损，他们害怕太多债权人参与会致使其身份、利益曝光；此外一些办案人员在前期已经与被控制人员建立利益联结，因此开始对案件进行把控，不许更多人介入。
这种基于利益逻辑的猜测之外，办案人员则更倾向于抱怨领导初期对案件的判断不足，未能及时在人力、智囊、监管方面提供充分保障，这导致后期即使新增报案力量，也很难理清脉络，真正参与到办案中来。“现实情况是，我们现在的警力、精力，都已经到了极度疲乏的状态，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么多案件。一些债权人又因为闹事获得了利益，所以更加喜欢闹事，进而开始恶性循环。”
虽然各执一端，但办案人员和债权人都认为此前被赞誉的鄂尔多斯处置模式，此时远不像过去表述的那么完美。但官方迄今并没有作出任何调整的意思，困局依旧。